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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克知青的博客

回忆过去、过好当下、交流信息、增进友谊

 
 
 

日志

 
 
关于我

上世纪的那场上山下乡大潮,将我们从黄浦江畔推到了黑龙江边。从此散乱分布在逊克9个公社和极少部分县直属企业中的4986名上海知青,开始了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四十多年来,我们同中国所有的知青一样,经历了下乡——返城——退休的时空跨越。如今,已入花甲之年的我们,渐次进入或即将开始进入一段新的人生里程。我们将借助博客这一载体,客观回顾当年知青经历,真实反映后知青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交流旅游养生等方面信息,努力打造逊克知青的交流平台和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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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知青四十年的血色人生 (下)  

2014-11-19 13:22:25|  分类: 文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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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知青《一个老知青四十年的血色人生》

转载:知青岁月之243:一个老知青四十年的血色人生 (下) - 田恒方 - 红林田野(597)

牧区生活

出来以后,正赶上去黑龙江兵团的要走。从夏天开始,同学就一批一批的走,到秋天我们学校有一大批人去了内蒙古锡盟插队。196811月我们66届的要分到山西农村,我不想去,和杜厦几个商量,就决定去内蒙。当时学校是工宣队领导,工宣队正办一个学习班,学习班里都是打砸抢分子,干什么的都有。我是因为去越南,搞枪这个事,也在学习班里头。

我们就密谋去内蒙,暗中准备了点钱和粮票。事先,我把这事告诉了哥哥,他又告诉了我妈。我妈立即就让我哥报告给工宣队,结果工宣队把我关进小屋。审查我半天,怕我外逃。我说,我们要去内蒙古插队怎么错了呀?符合大方向呀?家里的人来学校告密让我很丢人,使我对母亲很有意见。最后我们还是私自去内蒙了。走之前最后一刻我才告诉我妈。这次她没反对,给了我一些钱。当晚我们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了。

时值196811月,到了张家口后,准备步行到锡林浩特,想用这种方式表示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的决心,让人家接收我们。结果走了一段发现不行,内蒙古大草原几十里没人烟,吃饭睡觉都成问题。只好又拦汽车,最后到了锡林浩特,找到了知青办,人家表示拒绝接收。因为国家有政策,一个知青的安家费是450块钱,现在他们的经费都花光,无法再安置了。我们当时住在盟中学,呆了几天,眼看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我们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办。正好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的儿子在这个中学,我们就和他套近乎呗,给他几个从北京带来的毛主席大像章,那时主席像章正火着呢。我们和他混熟了后,他就领我们到他家,我们每人给他爸一份血书。司令员受了感动,大笔一挥,批准了我们。当时内蒙古正在挖肃(内人党),地方干部靠边站了,赵德荣是一把手,正掌权呢。我们最怕内蒙这边不要我们,还得回到学校。学校那边的工宣队看我第二次逃跑,气得要命,回去准没好下场。这下我们才放了心,以后就到了西乌旗一个牧场。当时去内蒙,一是觉得牧区比农区好玩,能骑马,射箭、摔跤,比农区有意思。再一个就是内蒙古地处反苏第一线,将来苏修要打我们,最先要从这里进攻。战场就像山珍海味一样,对我们充满诱惑力。当时还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去的。我们在招待所见一女生,也是北京来的。招待所炉子不暖和,冻得她披一条大被子学毛选。后来她和我们分到了一起。

我们去的时候,开始还没兵团,把我们分到一个牧场,19693月解放军接管了我们的牧场,就成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541团。我们刚到草原时,就赶上挖肃。我记得当时《内蒙古日报》上的大标题是《当前挖肃的最大危险是右倾》,其实打击面已经很大了,还说是右倾。但我们相信报纸,积极投入了挖肃。大多数知青是支持挖肃的,但也有一小批北京知青反对挖肃。这批人能独立思考,有远见,比我们水平高。我们当时就是打手。所以我们和蒙族牧民关系不好。我们心中想的是下牧区后,千头万绪抓阶级斗争是第一条。要搞阶级斗争,就要积极参加挖肃,积极参加抄牧主家。

后来,听说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给周总理写信反映了挖肃扩大化的情况,总理收到她的信后,才指示内蒙古停止搞挖肃。当时滕海青是内蒙古的第一把手,老说右倾是当前主要危险。周秉建给总理的信中说:我们这里好人成了百分之五了,百分之九十五都成了敌人。《狼图腾》的作者吕嘉民也是反对挖肃的,还有在宝日格斯泰烧死的那个北京知青杜恒昌也不支持挖肃,他们依据的就是毛主席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挖肃违反了这一条。

下牧区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牧主背后都缝着白布条,上面写着牧主分子某某,这与内地不一样。每天早上有个牧主给我们生炉子。我们住在蒙古包里,不生炉子不敢起床。里面跟户外一个温度。我们都穿棉衣,早上棉衣冻得跟铁块一样,一挨住你37度体温的皮肤,刀割一样。等牧主把铁炉子点着,放上一簸箕牛粪,把炉筒子烧红了,包里特别暖和。外头朔风凛烈,里头你却可以只穿一背心、裤衩。我们趁这个机会才能穿上衣服。蒙古人睡觉不脱衣服,只把皮裤脱半截,穿着大得勒,再盖上一个皮被。早上不管多冷,起床都很容易,一点不觉得冷。因为羊毛无论多冷,都是温暖的。很快给我们知青每人发了8张白羊皮,牧主帮我们熏成黄色,熏完以后,就不冒油了。再让牧主老婆无偿地给我们裁皮子,缝得勒。可我们后来还去抄了人家的家,当时我们是比较左的。

196911,为了打响搞阶级斗争的开门红,我们突然去抄牧主家。牧主的一条狗咬得特凶,嘿,牧主的狗还这么狂,就想灭了它。我让牧主把狗给拴起来,准备用铁锹拍死。可那牧主不让打,撕扯中,我的手腕被狗咬了一口,疼得脑门冒汗,就丧失理智,把牧主痛打一顿。这时有一叫赵大嘴的汉人,正好路过,看不过去,就拿大镐把给我头上一下,镐把打断两截,我昏倒了。一个老贫农竟替牧主说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和在学校学的概念完全不一回事!待苏醒过来后,我又把这个老贫农打得够呛。经过这次抄家打人,我的名声就臭了,牧民都说我特孬种。当时知青们分住在牧民家,只我一人留在知青包看家,我不怕孤独。1969年春节,其他知青都骑着马串包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包的饺子,没案板,拿锅盖当案板,每个饺子跟包子一样大,年三十煮了几个大饺子,算是过了年。那晚上附近有牧民喝酒,喝完了,大半夜里出来骑马回家,在大野地里嚎叫,跟哭一样,就是那蒙古长调,曲里拐弯,啊啊呀呀,特别凄凉。我现在写作时常听长调。蒙古族历史上曾辉煌过,但后来衰落了。共产党统治下,挖内人党把他们挖得心惊肉跳,灰灰溜溜,他们心里非常压抑。你听那歌就能听出来,他们心里有一种委屈,特别悲凉。虽然这歌是歌颂毛主席的。

我们这些中学生,手无缚鸡之力,抄他们时,他们却惟命是从,点头哈腰。我都奇怪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一个个畏首畏尾……特别奇怪,后来我想,这是共产党整的。那时,老有一顶民族分裂的帽子悬在你头上。只要一强调自治,一与上级有不同意见,就说你是搞民族分裂。 

转载:知青岁月之243:一个老知青四十年的血色人生 (下) - 田恒方 - 红林田野(597)

转入兵团

  19693月,解放军一来,我特别高兴,特别欢迎。因为我们整大多数蒙古人,整得处境孤立。解放军也对蒙古人有看法,睢不起蒙古人,跟我们有共同语言。一说蒙古人就认为有问题,牧主和贫农都串着亲。解放军来后,把我们老知青集中起来到连部住,不再和牧民一起生活。

  我们兵团等级森严。现役军人是一等,复转军人是二等,知青是三等,最下一等是蒙古老乡。招待所就特别明显,现役军人住最好的,其次是复转军人,再其次是兵团战士,最差的是蒙古老乡,住的都是大通铺,被子又薄又脏。

  改成兵团后,知青待遇是每月工资325,牧民就当职工对待,因为我们是牧场,每月四十块钱左右。解放军来后,我刚开始特高兴,后来时间一长就发现解放军不是自己原来想的那么好。这些干部都是在部队提不上去的,有问题的,犯错误的。他们来内蒙后牢骚满腹,情绪低落。所以在兵团这段期间,我原来对解放军的崇拜,渐渐破灭了。现实中的解放军和电影里的解放军完全不一回事!我们内蒙兵团的连级干部都是现役军人:每个连的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军医全是现役。

  1969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紧张,5月内蒙古兵团正式宣告成立,第一年朝气蓬勃,日新月异。当时有个口号:一切为了战备。6月时还挺正常,脱坯盖房,知青们你追我赶,谁也不服谁,玩命干。到了10月就特别紧张,成立了武装排,发了枪。这时,矛盾开始显现。复转兵们都是班、排长,领导着知青。谁能发枪,谁不能发枪,他们说了算。包括指导员,他们看不起知青,又嫉妒又轻蔑。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动不动就呵斥,就上纲。到1969年年底,开门整党,号召大家提意见,我们连北京知青就给连领导写了一封信,书面的提了些。开门整党按连里的计划,大部分时间是学习最高指示,学习北京军区司令、政委讲话等等,真正给连支部提意见就一天。我们觉得没提够,杜厦就写一个东西,找了几个北京知青骨干,其中就有在锡林浩特碰见的那个女生,联合签名了一个意见信,委婉地批评了连党支部。譬如吧:作风粗暴,处理问题不公平,多吃多占,大搞一言堂等等。结果呢,指导员气坏了,说我们几个是在北京混不下去,才跑这儿来的。说我们有野心,想夺支部的权。还说我们来历不明,需要审查。憋足了劲要整我们。而导火索呢,就是我和我的班长,一个复员大兵打架。

  我从小崇尚武力,在学校刻苦练块儿,练过摔跤、格斗、擒拿……而我的班长也迷信武力,到处炫耀他力大无比,说他一个胳膊能夹一个麻袋上拖车,号称在部队里侦察连的老战士都摔不过他。因为我们俩过去曾摔过跤,我摔他个八比零。那么多知青都看着,他很丢面子。我到了马车班后,他成了我的领导,就治我。晚上让我挑草,早上让我饮马,卸车装车等出公差全让我去。他自己则钻到女生宿舍聊天。

  矛盾爆发是为吃饭引起的。有一天特别冷,他让我上山拉石头。冒着严寒,走了几个钟头,装上一车石头就往回赶,因为冷,就把车赶得很快。我眼睛近视,没看到前面路上有一块石头,那石头有尖,我的重车压上去后把我的车胎扎破,瘪了。我只好把石头卸下来,空车返回。先上连部报告,说大车胎破了。正报告时,我们班长也来连部,我站在门背后,他一开门,把我挡住了。他说:马波把大车胎扎破了。扯球蛋呢,大车胎拿刀捅都捅不破,石头怎么能扎破呢? ”他说得对,一个人拿刀是扎不破,但一车石头有几千公斤重却能扎破。我当时就和他吵起来。副连长说,你没吃饭吧,赶紧吃饭去,这个事我们会调查清楚的。等我去食堂后,那天吃包子,炊事员说:你的饭,你们马车班给打回去了。我就回到马车班问这个班长,他叫王连如,我说:我的饭呢?”他说我没打你的饭。我说食堂说你打了,他说他胡说呢,你找食堂去。我又回到食堂,说班里没打,食堂那天津小伙子说,没错,他百分之百打了。我就只好吃了碗干干的小米剩饭。跑了一天,冻了一天,累了一天,他闲呆着还瞎汇报我,还偷吃我的包子。我实在忍无可忍,决定当面警告他老实点。他自认为身强力壮,谁也不敢惹他。每天没事就去女生宿舍吹牛,人家女生要睡觉了,劝他快点走。他恼羞成怒,抄起扁担要揍人家。他就是这么个二杆子。

  第二天一早吃早饭时,我问他,我昨天干了一天活回来,你为什么把我的饭吃了?他说,我没有。我说,炊事班的说就是你打了我的饭。他说没有。我说你以后老实点。他勃然大怒,骂道砍吊哩!咚就给我一拳,从炉子那边一直把我打到墙根,当时穿着毡靴,幸亏我靠住墙才没倒下。然后我冲过去,拿起一个盛面条的铁桶朝他砸去,并把他按在地上,顺手抄起一个装敌百虫的大黑瓶子,要砸他脑袋,他急忙喊:别砸、别砸!因用力过大,离他那么近就没砸着。在我俩撕扭的时候,另有几个人拉偏架,其中有一副班长也是复员兵,他们都向着他。危急关头,杜厦挺身而出,不让他们拉偏手。这样,我才能把对手打倒在地。

  晚上,我很早就昏昏欲睡。打一架只不过几分钟,可比干一天活儿累多了。手也疼。杜厦前来告我,那小子对卫生员说这事没完,七连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杜厦让我小心点。我听后就想得一鼓作气,把他打服了,为民除害,全连知青对他都敢怒不敢言。第二天早上我就主动闯进他的宿舍问:你是不是还要打呀?好,我跟你奉陪到底,手持木棍就打,他拿一大剪刀乱扎,把我手背扎一窟窿。但他没有技术,最后把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这时副连长来了说;昨天是他先动的手,今天可是你的不对。让我高姿态,在全连作检查,我说行。后来,我就在全连大会上念了一个检查。这事我以为就过去了。当时指导员在师里开会。据事后了解,他回来后就埋怨副连长,为什么不采取紧急措施?我也不明白这紧急措施是什么意思?

  一个多月后,中央开始一打三反运动。是杜厦告我的,让我小心,说最近中央要搞一个很大的运动一打三反,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还说咱们过去说的那话就再也别提了。因为我们过去议论过江青,议论过中央领导。19701月份的一天,团领导到我们连来宣读一打三反文件。那天早晨,我刚起来还没洗脸,就通知我去连部,我说我还没洗脸呢,洗完就去。排长说你现在就去吧。我只好去了连部。指导员看见我说:你来了,咱们谈谈心吧。我很纳闷,大清早谈什么心呀?他说先谈谈你的家庭吧。我就开始说起我们家的情况,正说着,门开了,团政委进来,后面跟着几个拿枪的。问:就是他吧。指导员说就是。团政委说:铐起来!保卫干事就来铐我,我一看来那么多人,就没反抗。我问政委,为什么抓我?他说,你做的事你明白。我说:我不明白。过一会儿政委就走了,估计他们正在那面召集全连开大会呢,本来他们想让我在全连会场上亮相。但怕我不老实,就把我押在连部,用一辆白色救护车,把我送到团部。

  现在回想起来,七连是个人治社会,指导员是强者,他能允许更强者存在吗?你一个知青把他们引以为豪的骨干摔个灰头土脸,人家指导员还怎么领导你们知青?枪打出头鸟,治服你一个,压服全连人,这是人治社会的统治经啊。

成了一打三反对象

  我们团一打三反抓了三个人。七连是我,二连的叫冉长发,天津知青,还有一个营建连的,叫阎肃。二连的冉长发是因为班长(复员兵)平时老欺负他,大过年的又打了他。他找连长让给他调班,连长让他先回去,等调查后再解决,他不回,说:大过年的挨打我受不了。连长说那怎么办呀。他说你把我送监狱去,连长说我干吗把你送监狱去,他说我说反动话了。连长问你说什么了,他说:毛主席不好,蒋介石好。连长脸色一变,马上让人把他绑起来。又是一顿打,脑门都打破了,给关到团部小牢房里。当时他18岁,我比他大两岁。营建连的阎肃也是和复员兵打架而被抓起来。据说抓他以后,陈政委说,还有个七连的马波也给我抓起来。指导员恨我们北京的,因为以杜厦为首给他写过联名信,提意见。这联名信他说是政治事故,说他们打破了班排界线,私自串连,把地方上的无政府主义带到了部队。以后就开始把我往政治上整,我到牧区以后,听过敌台,听过苏修广播。这些很多知青都知道,我曾说:只有两面都听听才能知道谁对谁错。毛主席说了:只了解共产党的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日本一方,不了解中国一方;只了解自己一方,不了解敌人一方……就会犯片面性。必须两方面都听听才对。我听主要是想知道什么时候打仗。我一抓起来以后,别人就开始揭发了。我给陆平女儿写的条子被揭发了,说过邱会作搞过很多女人也被揭发了。我说过《东方红》不能老唱,多好的歌,老唱也要唱腻了,说过三忠于四无限不能强迫搞,还说过毛主席也有缺点这种话不算污蔑毛主席。总之,反正就是给你乱上纲呗。

  这样我就变成了政治问题。兵团保卫处冯处长亲自下来调查处理。19706月份,全团开大会批斗我们仨,给我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冉长发也定成现行反革命,还有一个牧民给判了刑,说是强奸少女。其实他们是双方愿意,因这个牧民是连长的人,指导员要整连长,就说他强奸,把他判了。判过以后,就把我送回连里监督改造。

  我当反革命后,给母亲写信告诉了这一切情况,希望她能帮帮我。她给我来一封信说,单是你训练狗咬解放军这一条就是反革命,表示支持兵团对我的处理,要我低头认罪。我妈那时特别左。我到牧区后养了一条流浪的狗,见了谁都摇尾巴。我看过一本书,好像是梅里美写的,一老太太为给儿子复仇,做了个假人,腰部放上肉,训练一大狗天天扑咬,后来那狗真替她报了仇。我受到启发,也做了一假人,穿一破绿棉袄,其中一个袖子被烧焦了,蓝棉裤,戴一个蓝色棉帽儿,腰部放些骨头训练狗扑咬……结果兵团整我的时候,说我驯狗咬解放军。

  这以后我在连里和其他的地富反坏右一块劳改。所有的重活都让你干。白天脱坯和泥,晚上还要加班。比牧民放的牛和马要累得多。所以反革命不是人当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山上打石头,刮白毛风,不能干活了,就学习批林文件。当时批林文件对五类分子保密,不能让五类分子听,排长说马波你出去吧,我们要学习了。外面刮白毛风呀,当着那么多小青年就把我赶出去了。去哪儿呢?我就钻到石头坑底下,还有一个横挖进去的洞,我坐在一个大筐上,大雪很快就把洞口封住了,里面昏暗寒冷。我那天真不想活了,想拿炸药跟指导员一块同归于尽。虽然学习文件不让我参加,但我能猜到林彪出事了。

  一般农村比我们强多了,你到县城、到别的村不用请假,老农民还是厚道的。兵团的环境是讲政治,讲阶级斗争。在兵团,离开连队必须请假,回家探亲也不能都走,连队总要保持三分之二的人员,等于失去了人身自由。其实兵团就是中国一大专制社会的缩影。兵团领导为了控制住这些小青年,经常把我们这些专政对象拉到下面各连批斗,巡回展览,让他们看不听话,不好好改造思想的下场。当时我感觉,离团部越远,气氛越轻松,喊口号,稀稀拉拉,人们似乎还挺同情我们。离团部越近越狠,团部的知青,一个个横眉怒目,恨不得把你吃了。在千人批斗会上,让我低头,我都弯腰九十多度了,还嫌我低得不够,还不停地打我脑瓜子。

  批斗完后,我去找保卫干事,说这么处理太严了,不符合事实。保卫干事说,我们对你最宽大了,单是你抢枪这件事就能判你十年。还说对我的处理经过了北京军区,因为当时内蒙兵团归北京军区领导。

  刚回连时,排长、班长问我,这么处理你满意吗?我说:我怎么反革命了,完全不符合事实。结果这话反映到指导员耳朵里,他警告我,对你的处理是兵团党委定的,说不符合事实是闹翻案,是现行活动。团里说你不老实可以随时批斗。这以后我就不敢说了。当专政对象最大的不好受是别人都跟你划清界限。大多数人都不敢理你了,同学们都认为你是坏蛋,认为你当年说的那些想上战场的话都是假的,是欺世盗名。你是伪君子,你有个人野心,众叛亲离,被集体疏远,这最痛苦了。

  后来这个指导员给调走了,谢天谢地,我非常高兴。王连长来后我的处境就好些了。王连长很同情我。我去团部贴大字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74年,中央30号保护知青的文件下发了。当时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作报告中提到了反潮流。我就去团部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兵团随便把知青打成反革命,与奸污迫害知青一个性质。这把我们政委气坏了,大会小会点,说我的行动代表地富反坏的利益,是一股反动的逆流。团里批我批得很厉害,连长同情我,就让我到石头山躲起来。山上没人,与世隔绝。虽然和石头、草、老鼠为伍,孤独、寂寞,很苦,但没有阶级斗争,不受气,我愿意在山上呆着。老一个人呆着,话都说不利索了。

  后来,我还跑了一次。从我们那到西乌旗有二百里地,沿途只有几个居民点,冬天的茫茫草原很容易迷路,一迷路必冻死无疑。我为了不迷路就沿着汽车道走,但绕远。渴了就吃雪,饿了就吃炸的果子,嚼得特别累。雪水在嘴里融化一会后,嘴的温度低了,再吃雪就融化不了,雪水有一股甜腥味,不能多吃。后来走到阿尔山公社后,离西乌旗还有最后60里,我已走了一天一夜,腿抬不起来了。在阿尔山公社饭馆,我吃了一斤肉饼,那个香呀,至今还有感觉,喝的开水就跟甜水一样。那有我们团的一个转运站,一个院子,几间房子,管转运站的人姓包,他安排我在一间屋子里休息,背后又打电话报告了团部。就这样,我连夜又给保卫干事抓回去。关了一段,参加批斗会,当陪斗。反革命呀,跟苍蝇老鼠一样,可以随便打,随便收拾,生命没有保障。后来还是我母亲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批给尤太忠(当时内蒙古负责人),尤太忠又批下来,兵团才下来复查。最后改成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人民内部矛盾了,这我就心满意足了。

  监督改造期间工资照发,经济上待遇还是一样。我上山下乡期间老挨整,所以我写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写出的东西自然就比较悲惨。

《血色黄昏》

  我是1976年我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当的工人。那时,我爸的一个战友在大同市当劳动局局长。我调到大同之前,从1975年秋在内蒙草原上就开始写《血色黄昏》了。回到北京家里,我想把我在内蒙挨整的这一段写下来,我妈反对。我当时就想写个备忘录,别忘了。我妈不让我写,说我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我没理她,继续偷偷写。白天出去办事,晚上便偷偷写。但到大同以后,我一打开行李,发现我的稿子没了。我立刻明白是我父亲拿了,因为我妈很少进我的屋子。我给我爸写信说这稿子是我插队这些年的血泪结晶,你应该还给我,不应该偷。你要因害怕而烧毁了这些稿子,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他很快来封信,说我反动透顶,过河拆桥,表示和我断绝关系。我就给我妈写一封信说,父亲偷了我的稿子,我向他要,他还和我断绝关系。我以为我妈会同情我,没想到我妈也来一封信,也和我断绝关系。他们俩闹矛盾,但在对待我的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

  他们害怕我也理解。可一般家长不会做的这么绝情,为写点东西就跟孩子一刀两断,也太极端了,他们和我感情上还是比较疏远。他们和我断绝关系后,我在大同又重新写。下班后,哪里都不去,就闷在宿舍里写。我非要出这口气,非要写!当时没想发表,就是备忘录。称我为老鬼的天津知青喜刚说,你写那干吗?根本不可能发表。但我心里窝着口气,不写难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的一个女孩总躲着我,我想写出来,让她看一看,让她知道我不是坏人。当时父母与我断绝关系,回不了北京,自己一个穷工人,社会地位很低,连个老婆都不好找。后来她真看了我的稿子了,很受感动,我们又接触了一段,但因为思想差距太大,在1979年西单民主墙时期最终还是分手了。

  1976年秋,没想到四人帮倒台了,变天了。1977年底,我还能参加高考。那年高考各省自己命题,山西的高考作文题是《知心的话儿献给华主席》。我没想到当了这么多年反革命,又三十好几了,还能进考场,真是百感交集。我一边写,一边掉泪,钢笔尖戳着桌子梆梆响。过去看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好羡慕呀!没想到,咱也能进考场,那真激动啊。我一进教室就写,直写到结束铃响了,我也写完了。监考老师总看我。据说当时很多阅卷老师看了我这篇作文都掉泪了。1977年那次高考我是大同市文科第一,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在伤痕文学的热潮时,我就想出版《血色黄昏》。但是,找了好些出版社都碰了钉子。青年出版社都要给我出了,后来一批《苦恋》,又不敢出了。青年出版社的许岱、王维林看了都说很震憾,难受了好几天。《血色黄昏》的手抄本曾给好多人看过,大多数人的评价都很好。《今天》的赵一凡看后给我写了很长的读后感,现在还保留着呢。郑义看完后特激动,在《黄河》上还给我登了一段。但是出版社还是迟迟不敢出,有顾虑,如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海洋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等。我妈只给我介绍过花城出版社,这是她唯一给我介绍的一家。她听说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出,认为我的书可能有点价值,不再反对了。但花城的编辑看后说立意不高,写一个知青受迫害,没有典型意义。我当然不接受,又把他的信退了回去,说他这纯粹是奶油小生之见!母亲曾看过我这部稿件的前几章,说我打架写得好,但后来说忙,儿子写的书,她也没全看。

  有些人还以为我沾我妈什么光了,我绝没沾什么光,我的书是靠它自己的力量出版的。我上大学后,父母还曾和我断绝过一次关系。那是因为抓魏京生,我和我爸辩论起来了,他说抓得好,抓得对。我说不应该抓,凭什么以言治罪?我爸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难得的领袖,我说小平同志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对,他抓魏京生就不对!老父勃然大怒,让我滚蛋。我就离开了这个家门。

  我后来算算,《血色黄昏》一共碰了14家出版单位的钉子。幸亏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南云瑞调到工人出版社当副主编了,他又想起了我这部书。1986年夏天,他对岳建一说:杨沫的儿子写了一部稿子很不错,你给我找来。岳建一四处打听,终于满头大汗跑到我家。这本书终于在1987年冬天出版了。书出来后,我没告我妈,因为她那时也出了一本《英华之歌》,几乎没啥反应。我怕老太太伤心,没告诉过她我这部书怎么轰动。结果她对我姐姐说,小波出了一本书,也不给我一本。我这才送给了她一本书。因为当初为反对我写这本书,她曾和我断绝关系,在我心里总是有一个疙瘩,跟她不愿再提这本书的事。

背井离乡

  我大学毕业后,当时分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但不知何故,被拒收,说我岁数大了。后来我了解到,是有个女生向学校告我们班主任,把我作为了一个例子,说我分配工作走后门什么的。其实,她根本不了解我跟父母的对峙状态。但我确实也不想去电影厂,想到一个报社去,能接触实际,特别想去法制报。因为自己当年当过反革命,知道受冤屈,告状难啊,很想替老百姓说说话。因为没有单位,有一段时间我就靠老婆养着。之后,学校又把我重新分到文化艺术出版社,当了两年编辑。最后我还是调到法制报去了。1989六四时,我就在《法制日报》。

  当耀邦下台时,我特别窝火。《血色黄昏》出版后我没给任何大官,就给耀邦送了一本。因为耀邦和我老婆家认识,我老丈人是原中组部副部长,1930年代耀邦被打成AB团时,就是他接替的耀邦,他们30年代就认识,是老战友。从他们家我知道耀邦这人品行特别好。他不像有些共产党的干部,当了多年官以后,缺少人性。耀邦却是能帮就帮,不怕被扣上走后门的帽子。他说老同志有困难当然得照顾照顾呀!在党性高于一切的共产党队伍中,他这种讲人情的干部是很少见的。何况我又曾在1967年批斗三胡”(编者注:指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的会上,亲手押斗过耀邦,也有一种内疚吧。我在给他的书上写道:当年曾押过他,很内疚。所以特地送给他一本我的书。没想到他去世前不久和广西的一个教授李洪欣聊天时问:你们认识不认识老鬼,请转告他,他给我的书,我收到了,写得很好。1989年耀邦去世后,李洪欣终于找见我,把耀邦托付的话转告给我。当时《南风窗》还登了这件事。工人出版社的同志告我说,耀邦去世后,床头有四本书,《血色黄昏》就是其中一本,我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是从黄雀通道逃出去的,没护照,我到那边儿一年多就想回来了。我找纽约总领馆,领馆说请示国内有关部门,一请示就没音信,一年、两年、三年,总没消息。美国好是好,但不是我的永久栖息地。在美国,我感到我是最底层、最穷的人。我在美国人眼中,就是城里人眼中的外地民工,这个感觉很不好。在中国,我虽然被开除公职,属于穷作家,但比我更穷的人还很多,所以我的心情还好一些。但在美国的中国人里,特别是作家里,像我这样混得如此潦倒的,很少。我干过司机、装卸工、送外卖、看仓库、给富人遛狗、打扫卫生、搬运图书、地毯商店的伙计、看护艾滋病人等等。

  我的孩子也在美国。我看别人开电招车挺挣钱。我也想法子买了辆开,希望能挣点钱,让孩子过点有生活质量的日子。等我干时,却挣不了钱了。因为干这行的太多了,都是第三世界来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我原以为白天干活,晚上可以写点东西。后来发现开电招车特熬人,你每天必须干12小时以上才能挣钱。这样回到家只想睡觉,根本写不成东西。流亡的生活不是鲜花,不像小说那么罗曼蒂克。那是很苦、很悲惨,缺少尊严的。有些人能说会道,能找到钱,过得挺好。我不行,我嘴巴笨,又不善交际,在美国就只有靠卖力气,所以处在最底层。频频受到美国人白眼之后,我干脆呆在家里,专心写东西。

  《血与铁》是我在美国写的一本书,回忆了自己插队前的生活,把文革中干的那些坏事都写出来了,也算是一个忏悔吧。因为美国人特别不理解年轻人为何这么狂热地参加文革?我想应该好好写写这个原因。文革前有那么多思想改造运动,对年轻人反复的革命教育,这种洗脑,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把千千万万年轻人铸成了绝对忠于领袖,绝对忠于共产党的党卫军。所以一到文革开始,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忠诚和革命时,就拼命投入,拼命表现。

  我后来回国是母亲帮的忙。我与美国是个民族矛盾啊,与国内政府是阶级矛盾,按惯例,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吧。所以,我就找母亲帮忙回国。我妈晚年大彻大悟了,临终前帮了我一把。1995年我妈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就给乔石写信,获乔石批准,一路绿灯我就回来了。

  我回国后,曾多次给单位写信,说对反革命分子也应该给出路,不能开除了事。但没人理我。有人劝我,《法制日报》不敢给你解决,给上面写信吧,但给上面写了也没人理。没人理就没人理。反正现在房租、水电、取暖费等都欠着,还可以住,没人赶我走。每天吃食堂,几百块钱就能活,有口饭吃就行了。我从来不去理发店,都是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剃光头。除了写书,我没什么娱乐,花销不大。现在我成了中国最低层的了,没有单位,没有分文收入,连烤火费都交不起,但我不后悔。

  我现在是以卖稿为生,但我不写那些应景文章,写的都是大部头。我的电脑里共有五部书稿,但是没人给我出。我写母亲的这部书是给出了,但别的书还是出不了。写老干部的《胡开明传》就没人给出,我还写过一个监狱政委,是我在法制报亲手处理的一个冤案,直到现在也没人敢出。我还翻译了一个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传记,也没人出。马克思对布朗基这个人是肯定的。布朗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巴黎

  公社期间,他被缺席选举为公社名誉主席。但是中国似乎并没有正面肯定过他,中共中央在《关于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中说中共早期受布朗基冒险主义影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以后布朗基在中国的处境都不好,都是被批判,被否定的。他是主张暴动的,不过他为劳苦大众奋斗终生的精神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布朗基的那种精神并没有过时,他一生为穷人奋斗,替穷人说话,还是要肯定的嘛!现在穷人依旧是大多数,他们过得很不好,应该有人关心他们,为他们的利益奋斗。

  经过这么多年的坎坷,我已经明白,我这一辈子发不了财,我就不是发财的命,所以绝了发财致富的念头。能写出一点有意义的东西,就知足了。

转载:知青岁月之243:一个老知青四十年的血色人生 (下) - 田恒方 - 红林田野(597)

 文章出自米鹤都主编: 《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丛书第二册之七 

 

      ————引自防字604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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