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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克知青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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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的那场上山下乡大潮,将我们从黄浦江畔推到了黑龙江边。从此散乱分布在逊克9个公社和极少部分县直属企业中的4986名上海知青,开始了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四十多年来,我们同中国所有的知青一样,经历了下乡——返城——退休的时空跨越。如今,已入花甲之年的我们,渐次进入或即将开始进入一段新的人生里程。我们将借助博客这一载体,客观回顾当年知青经历,真实反映后知青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交流旅游养生等方面信息,努力打造逊克知青的交流平台和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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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美化“上山下乡”(8)  

2014-07-29 10:59:55|  分类: 文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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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美化“上山下乡”(8) - 防字604 - 防字604

      “上山下乡”根本没有自愿 

邵思思:现在也是由于每年毕业生太多,就业存在问题,国家鼓励大学生去农村就业,甚至每年都要从高校学生中挑选一批学生去农村,叫“三支一扶”,有人说这种政策就是新一轮的“上山下乡”,您认为这个政策跟 “上山下乡”有没有可比性?

刘小萌:完全没有可比性。首先,知青是被剥夺了受教育权的,像我连初中教育都没接受完就被送到了农村,某种意义上,我们知青根本就不该叫“知青”--有知识的青年,因为他的知识根本没成型就被送到了农村,中断了教育,并且影响了终身的发展。而现在的大学生去农村,前提是已经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第二你到农村不是谁强迫的,是你自愿的选择;第三当村官是有回报的,既挣工资又丰富履历。所以,两者的下乡完全没有可比性,唯一的关联就是二者背后都有就业压力的影子。 

现在的大学生如果有机会在城市里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到农村去当村官,就此而言,当村官的选择,在自愿的表象背后,也会有几分的无奈。如何减轻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是国家应该考虑的问题,不是家长考虑的问题。那么在强大的就业压力下,下乡做村官是否可以成为年轻人的一种选择呢?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第一它是有一定期限的,并非终生职业。第二对希望丰富自己阅历的年轻人来说,这确实是深入社会基层,把握社会命脉,了解社会面貌的一条可行之路。同时还可以为改变农村面貌贡献自己的才智,这是有很可取的一面。我接触过一些青年志愿者,放弃在都市的舒适生活,主动到偏远地区去,到藏区去教学,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和爱心,首先他们是自愿的选择,其次虽然是到农村去,但他们的理念是非常现代的,他们为了帮助弱势群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在西方社会同样很流行。我接触的一些外国朋友,他们主动选择在慈善机构工作,慈善机构的收入很低,可是他们终身不悔。他们的行为是最现代的同时也是最传统的。从前我们讲无私奉献,讲学习雷锋,基本是政治宣传,所以成了强弩之末。可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志愿者,他们把就业的选择与人生的理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自心底,持之以恒。如果有这样的年轻人自愿到农村去,很值得肯定。但是千万不要把它与上山下乡运动生拉硬扯到一起。这完全是种误导,还给不具有任何合理性的上山下乡运动贴上了一层土金。 

 

        台湾的学生更了解“文革”

邵思思:您曾说过,您在台湾任教的时候,发现台湾的学生反而更了解大陆的一些历史,比如“文革”、比如“知青”,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身在大陆的人反而对这段历史不够了解? 

刘小萌:文革可是说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而且,文革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根上追上去,至少可以追溯到50年代。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涉及到几代中国人的命运,难怪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一个禁区,不能谈,不让谈,而且到了一种非常病态难以理喻的程度。不仅研究文革受到严格限制,连有关知青的书都受到严格控制。98年我们编写过一部《中国知青事典》,由长期担任劳动部长后任中国政协副主席的老前辈马文瑞书序。最近有家出版社想再版,因审查官员见不得“知青”两字,出版方只有“曲线救国”改称“青春事典”,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实无异于逼良为娼。书名改了,申报批了,最后又节外生枝,说要重新申报。结果还是不能出版。一部二十年前研究知青问题的再版书都遇到如此刁难,神经过敏到如此的程度,善良的人们,你们能够想到吗?但这就是现实。一方面官方传媒动不动就宣传领导人的知青经历,什么中央领导里有多少知青,省级干部里有多少是知青,另一方面同样是那些“口含天宪”的人物,却把知青研究视为禁区。为什么出现如此荒谬的现象?每一个有健全思维的人,不难得出正确的答案。 

从台湾来讲,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台湾这些年的确受“台独”影响比较深,他们把大陆称外国,把中国史列入外国史,一些很朴实的大学生,无意中就会说出诸如“你们中国”、“你们大陆”这样的词语,其实他是无心的。许多人认为你们就是外国,台湾是台湾。在台湾的史学教育里,一方面随着台独宣传的甚嚣尘上,中国史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即便这样,台湾学生对大陆的当代史尤其是“文革”史并不陌生。原因很简单,台湾成功实现社会的转型,它的参照是什么,就是大陆。所以它的历史教育里,对“文革”等负面内容讲的就多一些,台湾大学生比大陆的同龄人了解的“左祸”多一些,本不足为奇。 

   另外一点,台湾的教育比较多元,对于历史现象或者人物,学生们往往意见纷呈,并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举个例子,有一年我在台湾东吴大学教书,给同学们出了一道题,通过不同的组合形式,反映你对大陆社会的了解。我记得有一组同学设计了一个大陆对台办答记者问的场景,几个学生扮演记者提问,对台办官员答问的口吻、神态,与咱们平日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惟妙惟肖。还有一个小组表述台湾学生对周恩来的评价,从充分的肯定到充分的否定,到三七开、五五开的都有,观点纷呈。至少在对当代史的了解方面,台湾学生显得比大陆学生成熟。虽然他们没来过大陆,但获取信息的途径比较多,不会有网络警察的骚扰和“翻墙”的必要。还有一组同学扮演文革红卫兵,每人一身不知从哪弄来的假军装,人手一本毛语录,跳起了忠字舞。我问你们是从哪弄来的,回答网上找的。我们的孩子有人知道“忠字舞”吗?有人知道文革中的“打、砸、抢、抄、抓”吗?有人研究过毛《语录》和文革中的造神运动吗?所以他们对文革的了解要比大陆青年多。当然他们也有了解肤浅的地方,一次我给他们讲文革中学校斗老师的事,他们说从来没听说过,想都不敢想的。他们成长在一个传统社会,从小讲究尊师重道,怎么可能斗老师?那不是大逆不道吗?像我们景山学校就斗死了3位老师,北京很多学校都有老师被打死。当时给他们讲这段历史,他们第二天还在议论,说学生怎么能打老师呢。这种暴行已经超出了人类道德的底线,难怪他们的神经深受刺激。可这样的血淋淋事实,当年发生了多少?迄今没有一个完整统计,更不用说去认真总结。所以并不是说台湾的孩子知道的有多么多,了解的有多么深,只能说我们大陆青年了解得太少。你没经历过文革,但是你父母辈、你爷爷辈肯定经历过,所以我希望大陆的青年要补上这堂课。只有了解了历史真相,才可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杜绝左的势力回潮,否则,类似文革的魅影重新肆虐中华大地,也并非没有可能。这关涉到每个家庭首先是青年人的切身利益。这是我最后所要说的。

 

       采访后记:

采访刘小萌老师是件很愉悦的事情,用他的话说,在国外带过学生,知道怎么把课讲的生动,讲的人愿意听。

刘老师是历史学者,也是“知青”,更是“知青”的研究者。他说很多人觉得他有“知青”情结,他却说自己没有这个情结。他反复强调,他研究知青,只不过是想要“做点事情”,做点应该做的事情。(全文完)

          来源:西祠人家网

     网址:

http://www.xicirenjia.com/d202504277.htm

                ————引自防字604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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