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那场上山下乡大潮,将我们从黄浦江畔推到了黑龙江边。从此散乱分布在逊克9个公社和极少部分县直属企业中的4986名上海知青,开始了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四十多年来,我们同中国所有的知青一样,经历了下乡——返城——退休的时空跨越。如今,已入花甲之年的我们,渐次进入或即将开始进入一段新的人生里程。我们将借助博客这一载体,客观回顾当年知青经历,真实反映后知青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交流旅游养生等方面信息,努力打造逊克知青的交流平台和精神家园。
北安车站
吴鲁海
1969年11月19日凌晨，我们上海知青专列到了北安。北安是个小城市，当时火车到北安就算是到了中国最北边的车站，再往北去就要改乘汽车，穿越小兴安岭，才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黑龙江省逊克县。
列车停下，我们一大帮人，舒展了一下坐了三天三夜火车疲惫发麻的筋骨，套上上海发的棉衣、棉裤、棉大衣，再穿上了车上发的胶皮乌拉（就是棉鞋），跌跌冲冲地下了车。草绿色的棉衣特别显眼，人显得很臃肿，一大帮人站在站台上，还没有帽子，都是两手捂住耳朵，在那里跺脚哈气，鼻子冻得通红。这帮人在站台上，兵不像兵，匪不像匪，吵吵嚷嚷地没了方向。
这里是冰天雪地，远山近树都是白的。街面上稀稀拉拉有几处房子，有砖房也有草房，屋顶烟囱上冒着黑烟。不时有几辆马车经过，稀罕的上海人还在那里：“马！马！”地乱叫。路上行走的人都戴着大帽子，有狗皮的、羊皮的还有狐狸皮的各式各样。老羊皮袄穿着，羊毛露在外面脏兮兮的，面目狰狞，就像在电影《林海雪原》里见过的杨子荣与众土匪。有两个东北人走在街上，没说几句就大打出手。上海人是争吵半天也不见动静，东北人可不管，不用多说上去就打，谁的个大有力，谁就是有理的一方。见了那一幕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来到了“威虎山”？仿佛置身于“座山雕”的土匪窝。
不远处有几辆大巴停在那里。有人过来招呼我们，到停车处上车。于是一群“草绿色企鹅”，摇摇晃晃，嘎吱嘎吱地踩着雪地，慢慢地来到汽车跟前。
我可不能马上上汽车。在列车上，由于厕所很脏，憋了半天就想下车找个厕所方便。我往候车室的方向跑去，到了候车室感觉一下子暖和了不少，室内有暖气。我来到屋内，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好像是来了个怪物。我问别人；厕所在哪里？没人知道。有个人跟我说：“你是找茅房吧，在外头，屋里怎么会有厕所！”我知道了；东北的茅房都在外面，要是到屋内找厕所，不被别人骂就算是万幸了。
我又跑到外面，顺着别人手指的方向看到有几块木板围起来的一个场所。赶紧跑过去一看，什么茅房，就是露天几块板子围着，里边是冰雪夹杂着一圈一团冻得坚硬的粪堆。人们都站在粪堆上方便，我也就学着他们赶紧方便，总算是解决了大问题。
我怕耽误了汽车又赶紧往停车的地方跑，一路上也不知道摔了几跤。其实到了东北，哪里还不能方便，我这样讲究，真是自讨苦吃。
来到停车处，大部分人已经上车了，可我上哪辆车呢？我找了几辆车后，来到一辆车子跟前。车上的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用冻得变了味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出我的名字。只见车上人看了看手上的纸头说：“有、有、有！”“啪！”一顶兔皮大帽子扣到我的头上，我两眼一黑，感觉到两只有力的手拽住我的衣服，我两脚腾空被拎上了汽车。
来到了车上，我什么也看不见，人也站不稳。只听有人说了一句（那是“大萝卜”王洪顺）：“哎！哎！上来的人怎么没有头！”车内一阵哄笑。我赶紧整了整帽子，露出了眼睛，看到同学们都已经就坐了，有人招呼我，我找了个位置坐下。
车门口站着个人，黑衣服黑帽子，嘴上还有点小黑胡，那是牟善福。他是专程来接我们的大队贫协主席，他招呼我们：“都来吧？还有没有没上车的？”一阵沉默，有人叫了一声：“没来的请举手！”又是一片大笑。牟主席对司机说：“好了！开车走吧！”说着，他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的脸，蹲下身去，坐在了车门口的台阶上。
汽车开始晃晃悠悠地在雪地上行驶，穿越小兴安岭，往我们的团结大队驶去。
作者为原边疆公社团结大队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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