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对往事犹抽泣
——“纪念日”杂感
方良
昨天,3月17日,对一批上海老年人来说,就是一个纪念日。在1969年3月17日,他们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出发,前往黑龙江逊克县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在昨天的知青微信群里,看到一些留言,感慨当年的往事,流露出老年人的许多惆怅。
我与其中的一些知青保持着不经常的联系,听到过他们的言谈,也知道一些他们所做的值得敬佩的事,我把他们简单地归纳为乐天豁达有担当的老同志。在知青生涯回忆与自身体验方面,我与他们有着很多共鸣。但是,一想起插队初期的那段日子,他们不免伤感,我也暗自抽泣。
我是在1970年3月20日离开上海,赴逊克插队的。作为69届首批插队知青,我与我的同伴几乎全部是不经动员,自发自觉报名的,可谓决心之大,觉悟之高。但是,火车一开动,车厢里就立刻传染开难受与迷茫的情绪。待到目的地,更是绝望的心情占据身心。不适应,很不适应。有问题,有很多问题。物质上的各方面困难,无法承受;超强度的体力支出,难以支撑;精神的空虚,十分渴望得到一些满足与自尊;更可怕的是前瞻无望。那我们当时是怎样过来的呢?
于是,就要说到我们自豪的地方:经受的考验,维护的自尊,宝贵的阅历,理性的见识。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总归得到了许多。只是就个体而言,难免有差别。
我认为,我们对插队生涯的回忆,在各个年龄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早期(八十年代),记忆深刻的是插队之痛;中期(九十年代),想得更多的是对比插队之得失;后期(新世纪),则是更乐观地回顾插队生涯。这些变化固然与年龄段有关,但更多原因是,比照各个阶段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之后,做出的条件反射。为了符合我们自己的成长观(人生价值观),我们在对插队经历总结回顾时,会主动地积极地修复某些记忆,而对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那部分,进行修饰或处理,试图以此得到传承家风的话语权。
这样做,有错吗?我认为,不错。任何历史陈述都是有思想的,隐含主观目的的。我们莫能概外!我们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一种理性,就是不盲目。
但是,到了“纪念日”,我们还是会打开脑海深处记忆闸,涌出许多当年的委屈与愤懑。说明我们毕竟是凡人,亲身经历之深痛,也可以说说,尤其是对同人以及善意待我的人说说,特别有必要的是对年轻人说说。老一辈之痛,是民族之难。但要兴邦,必须不忘痛,不忘难,要拿出勇气,克难攻险,要有主见,要有信仰,要有大局观,要有国家意识,要有献身精神。
我们知青在各自生涯中形成的积极方面,可以作为后世之鉴。抽泣一会儿,就行了。不如大笑此生有一爽:我们插队了!
作者为原松树沟公社东发大队上海知青
————引自东发大队知青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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